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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王”到“颠素”:贺知章草书的承上启下地位探讨

[日期:2022-08-05] 浏览次数:

  草书发展自汉兴,经“杜度、崔瑗始以妙闻,逮乎伯英,尤擅其美。”行至二王,极草纵之致,在草书发展史上,二王、颠素无疑是里程碑式的人物。王羲之完成了章草向今草的改制,并经由王献之继承与发展。

  张旭创立了极富表现力的狂草书,成为后世草书的百代法则。怀素则在张旭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与提炼,最终确立的狂草的法度与地位。在从二王到颠素的草书发展过程中,贺知章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本节即通过这段过程的梳理,结合初盛唐过渡时期的时代背景与贺知章的精神性格,对贺知章的草书精神加以探索。

  王義之的草书在其家学与师承关系上皆“祖述张、卫遗法”,并在因袭中加入了适应其雅逸风格的个性化改造,使得他的草书极为婉转流贯,实现了多字连带,为情感的流畅表达提供了基础,同时用楷书的点画规律改进了草书的点画,并简化其形体,从而完成了章草向今草的改制。

  王献之草书继承父书,笔迹流泽,婉转妍媚,且能“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打破形体的界线,强化了草书的再连带,为狂草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此后的南朝时期,草书的风格化一直在二王的规矩内展开。

  至于陈隋间,对王羲之草书的传承首推隋朝僧智永。智永,生卒年不可考,浙江会稽(今绍兴)人,王羲之的七世孙。张怀瓘《书断》评其曰:“师远祖逸少,历记专精,摄齐升堂,真、草唯命……微尚有道之风,半得右军之肉。”宋《宣和书谱》评价智永“笔力纵横,真草兼备,绰有祖风。”

  作为王氏后人与“二王”书风的继承者,智永的草书也承其血脉,其代表作墨迹本《草书千字文》,与王羲之《兰亭序》笔法形神皆契而更多厚实之感。虽囿于章法,字字独立,点画间却气韵飞动而禅意更浓。

  唐朝延续了魏晋时期书法蓬勃发展的态势,诸体渐趋完备,形成了书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初唐草书在孙过庭(646—690)时期依旧沿循二王风格,同时在书法理论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孙过庭的《书谱》,全面论述历代运笔之法,文辞优美,草法兼备。

  虽然篇幅短小精悍,却“微言奥义,已足见其大凡”。作为对二王技法传承的展示,《书谱》虽然字字精美,但笔法字形却显变化不足,后世评价其与王书体势相同但格调不高。

  孙过庭传世的另一作品,《草书千文》,虽然风格近于《书谱》,但笔法间更多体现了王献之草书风格,用笔放纵,气象开阔。孙过庭的草书,从运笔风格与感情流露上都集中体现了初唐时期的崇尚二王之风,米芾《书史》评其曰:“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草书发展至孙过庭,一直都是在二王的风格内进行传承与发展,而直到张旭的出现,唐草始为突破。至怀素则以“狂”继“颠”,融禅入笔,形成了不同于二王风格的狂草书,将草书的表现力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张旭狂草书的突破,并非是平地惊雷的新变。在孙过庭与张旭中,有一位承上启下的人物,在对二王草书的传承中开始杂糅章草,玄机图片二四六308kcom,以“纵笔如飞,酌而不竭”的态势开始了草书创作,在交游中对张旭产生了直接影响,为后期张旭草书的突变奠定了基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这一重要的人物就是贺知章。

  贺知章草书风格的形成,体现了初唐时期社会文化背景对草书发展的影响。首先是唐太宗对书法的喜爱与对王羲之的大力推崇。这极大地促进了初唐时期书法艺术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定了王羲之书法的“正统”地位。

  唐太宗曾作《王羲之传赞》,对唐代文学、书法的发展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作用,其中对王羲之评价甚高,赞曰:“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并着重夸赞他的草书“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大力推崇与模仿,得到了欧、虞、褚等文人士大夫的广泛支持与积极实践,朝野上下无不重视书法的研习与审美,同时使得初唐书坛形成了以飘逸、淡雅、俊秀为主导的审美风格。这种社会风气一直绵延到整个唐代,对这一时期草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文化支持。

  同时,唐代科举制度的盛行,打破了门第的藩篱,通过一种公开竞选的考试制度保证了知识分子在出身起点上的公平。这一制度使唐代社会由中古时代的贵族社会转变为平民社会,书法世家决定书法风气的局面得以打破,相应地,草书的地位也就随之改变。

  据《书·选举志》载,唐代选举分文选、武选,分别由吏部和兵部负责。并将书法作为选举制度之一,足可见书法在当时社会的重要地位。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由于当时候选人众多,吏部难以一一“观其书、判,察其身、言”,于是出现了仅凭书、判来取人的现象。由于书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考官对判卷的评价,因此,书法水平的优劣实际上成为唐朝科举考试的重要判断依据。

  唐朝科举考试的科目包括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书(文字)、明算(算学)等科目,其中的“明书”就包括文字学知识与对诸体书法的了解。

  因此,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书法在唐代拥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以书取仕”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书法的发展。所谓身言书判,笔法遒美,虽然这一现象是就正体而言,但对草书的影响也是无需赘言的。

  同时,道教的繁荣投射在艺术领域,对草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唐朝扶植道教,并封其为国教,通过尊崇道教来自高门第,神化王朝的统治。唐玄宗在位时期,不仅十分重视对道家典籍的整理与修习,亲注《老子》,命集贤院学士于三殿内宣讲《道德经》,甚至连其治国之道,也多以道家思想为宗。

  《册府元龟》记载玄宗“以为道者玄妙之宗,德为教化之本,讲讽微旨,稽详秘文,庶无为而政成,不宰而物应”,从中就体现了他无为的治国思想。

  道教的繁荣投射到艺术领域,造就了一批悟道、嗜酒的书法家,以其想象奇特的浪漫主义特点,促进了草书的发展。贺知章晚年入道,观其草书《孝经》,笔意连绵,流走快速,以强烈的主体表现精神突破了法度的约束,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

  最后,载体的转换对草书风气的转变也有着直接的作用。草书尺牍自西汉兴起,到东汉中晚期一度衰落,又经三国西晋时的调整重新回归使用,直至东晋南朝。而唐朝之后,由于“以书取仕”的影响,人们对书法的兴趣逐渐转移到各种碑志、公文上来。

  大量书写精良的唐代碑刻不断被发掘出土,成为这一转变很好的证明。同时,屏壁书法逐渐流行,书法家开始热衷于在屏风、影壁这种大尺度的载体上进行创作。这种表现空间的扩大使得书法风格与审美趣味相应地得到改变。

  温庭筠《秘书省有贺监知章草题诗笔力遒健风尚高远拂尘寻玩因有此作》有“落笔龙蛇满坏墙”句,《嘉泰会稽志》载“贺知章……善隶草,常与张旭游于人间,凡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忘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便是这种活动的直接描写。

  贺知章草书风格的形成,除了初唐时期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也是他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他隐逸精神的体现。贺知章处于初盛唐过渡时期,官场上,权臣李林甫把持朝政,对当朝大臣多有迫害,开元初期开明的士人格局由此不复存在,士人们的自我理想与现实社会产生了巨大差距。

  贺知章为了避李林甫势焰,于天宝三年辞官归隐,毅然决然入道修行。这种坚守自己心中之“道”,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观念,是他为了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个体精神的升华所做出的选择。

  同时也体现了他对自由的无限向往与热烈追求。这一追求诉诸笔端,便形成了他纵笔如飞、错落有致、富有节奏感的草书风格,使人观之可感受其心灵的律动与灵魂的呐喊。

  同时,贺知章的草书极其鲜明地体现了他疏狂豁达的性格。作为“饮中八仙”之一,贺知章与大部分潇洒之士一样,喜书、嗜酒。杜甫《饮中八仙歌》首句即言:“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诙谐幽默而又生动形象。

  《书》本传载其晚年自号“四明狂客”,行事更加放纵怪诞,不受拘束,醉后属词,“笔不停书,咸有可观。”正是如此无拘无束、行止随心的个性,才使得贺知章以书法为载体,恣意地抒发他的个人感受。虽然其作品中仍有二王体式,但是“忘机兴发”,已经表现出了颠狂的意味。

  贺知章作为书法家,在唐代有着重要的地位。《宣和书谱》评论他善写草隶,在当时声誉极高。他的醉后之作,世人也是竞相收藏,以之为宝。在贺知章归乡时,群臣曾作《送贺宾客归越》应制诗数十首相赠,其中卢象诗曰:“青门抗行谢客儿,健笔连羁王献之”,分别将他誉为羲、献。

  同时,时人将其与张旭比作张(芝)、索(靖),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贺知章在草书书坛中的重要地位。至于后世记载较少、当今学界研究不甚多的情况,应是与其诗文书法作品存世数量较少,且其最高官至从三品正授秘书监(去世后追赠正三品礼部尚书),属于没有实权的文职,并突然辞官归隐,急流勇退,政治地位相对不高有关。

  贺知章的草书已初步表现出“颠狂”的意味,这一风格经由张旭、怀素逐步发展为书法史上独特的“狂草书”,这一接受过程始于贺知章与张旭的交游,后张旭传书于邬彤,邬彤又倾授怀素,怀素最终完成了狂草的法度与地位的确立,唐代草书书坛也在此时达到了巅峰。

  张旭(675—约 750)与贺知章同为“吴中四士”与“饮中八仙”,且有姻亲关系,二人关系甚密,实为忘年之交。张旭性格与贺知章相似,“为人倜傥闳达,卓而不群”,且一样嗜酒,醉后狂书更甚于知章。贺知章曾与张旭一起饮酒,醉后便一同在屏障与墙壁上恣意挥洒,随性草书。

  由此可见张旭对贺知章的书法有着直接的接受,贺知章的书法风格即在一定程度上对张旭产生了影响。如果说贺知章的草书尚有二王风格的余韵,张旭则是一种完全的突破与颠覆。所谓“稽山贺老昔所传,又闻能者唯张颠”,唯有张旭得到了贺知章草书精髓的真传。

  观张旭的草书,已经将贺知章笔下的颠狂意味完全放大,并加以突破,将牵丝连绵转化为完整的线条,并熟练运用中锋笔法,笔锋内敛,刚劲挺拔,显现出纵横捭阖之气象,如金蛇狂舞却又不失浑厚之势。观其代表作《古诗四帖》,满纸烟云,连绵不绝,体现着其独特的狂草风格。

  贺知章除了直接对张旭的草书风格产生影响,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的仕途观与命运观。因有姻亲关系,早年贺知章在张旭的仕途上多有引荐,但当贺知章看清了当时政治黑暗的现实后,便毅然决然选择告老还乡,远离庙堂。

  天宝三年贺知章辞官归隐不久病逝,时隔短短两年,张旭便也辞官退居洛阳。如果说在交往中张旭得到了贺知章草书技法上的影响,那么贺知章对张旭仕途观与命运观的浸染,则使其更加专注于草书对于真性情的表达与阐释,间接地对张旭狂草书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张旭的“挥毫落纸如云烟”和“李白斗酒诗百篇”与“裴旻将军舞剑器”并称为唐代“三绝”,且被后世尊为“草圣”,足可见张旭的草书在唐朝书坛的重要地位。观张旭草书风格的形成,贺知章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怀素(737—?),师从金吾兵曹钱塘邬彤。据陆羽《僧怀素传》,邬彤与怀素为中表兄弟,邬彤曾对怀素说:“草书古势多矣,惟太宗以献之书如凌冬枯树,寒寂劲硬,不置枝叶。张旭长史又尝私谓彤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师而为书,故得奇怪,凡草圣尽于此。”可见邬彤师法张旭,并将草书秘诀传授于怀素。

  怀素以“狂”继“颠”,对张旭的中锋笔法进行进一步的提炼与简化,使其草书线条更加简约,显现出如钢丝般环绕瘦硬的强大表现力。老掌柜高手坛老牌网站,观其《自叙帖》,下笔狂放却不失法度,如惊蛇走虺、骤雨旋风,极尽欹侧之势。

  这种狂草以极高的艺术表现力和豪放洒脱的新面貌体现了盛唐气象的恢宏壮观之象,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张旭与怀素最终确立了狂草书体的法度与地位,这一成就向上追溯,与贺知章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综上所言,贺知章的草书上承二王今草余韵,并杂糅章草,进行了个性化的改造,使其初具颠狂意韵,为张旭、怀素狂草书的突破奠定了基础。初唐时期崇尚书法、“以书取仕”的时代背景,和道教的繁荣与屏壁书法的流行等有利条件,都促进了草书的发展与变化。

  贺知章的草书,鲜明地体现了他作为黄冠隐士的道家浪漫主义风格和“四明狂客”的疏狂豁达的性格,并在一定程度上已越出二王的规矩,而初见颠狂的意味。

  贺知章对张旭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张旭领会了贺知章的草书精髓,并加以发展与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狂草风格;另一方面,张旭受到贺知章仕途观与命运观的浸染,使其更加专注于草书对于真性情的表达与阐释。怀素师法张旭并加以发展,最终形成了极富表现力的狂草书体。因而贺知章在二王到颠素的草书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